前言：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国家，马六甲海峡所具有的海上重要通道地位，带来了贸易和外国影响，从根本上影响着她的历史。接踵而至的外来影响力，包括来自西方，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以及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以及北方的中国和日本。紧接着是二十世纪中叶建立独立于外国殖民势力的国家。在文化上和语言上，今天的马来西亚与马来群岛之间并没有多少的区别。然而，出自于外部的影响，今天的马来群岛地区被分划成六个不同的主权国家，即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文莱和东帝汶。
国土分为东西两部份，西马位于马来半岛，东马则位于婆罗洲北部，之间隔着南中国海。首都吉隆坡位于半岛西海岸，邻近的布城是联邦政府所在地。全国人口超过2800万。
马来西亚是一个由十三州和三个联邦直辖区组成的联邦体制国家。其中十一个州属位于马来西亚半岛上，半岛北边与泰国南部接壤，西边和印尼苏门达腊岛隔着马六甲海峡相望，南部与新加坡隔着柔佛海峡为界，东部面临南中国海。东马南靠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而文莱国则夹在东马两州——沙巴和砂拉越之间。
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接近赤道，气候属于亚洲热带型雨林气候，拥有多样化的自然生态环境，全年炎热潮湿多雨，有“四季皆夏，一雨成秋”之称。
马来西亚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种族并存的国家，马来人为最大族群，其次为华人、印度人以及东马土著，共超过30个民族，人民享有宗教自由，多元语言并存。
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称为最高元首，政府首长为首相所领导，政治体制是沿袭自英国西敏寺制度的三权分立体制。
外交方面，马来西亚在1957年9月17日加入联合国，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创立国之一，同时也是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共和联邦、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国，主要参与的军事行动有五国联合防卫和联合国维和行动。
马来西亚历史：
史前时代
早期王国
赤土 前100年–7世纪
刚迦王国 2世纪–11世纪
狼牙脩 2世纪–14世纪
盘盘 3世纪–5世纪
三佛齐 7世纪–13世纪
满者伯夷 13世纪–15世纪
古吉打 630年–1136年
苏丹国崛起
文莱苏丹王朝 15世纪至今
吉打苏丹王朝 1136年至今
马六甲苏丹王朝 1402年–1511年
苏禄苏丹王朝 1450年–1899年
柔佛苏丹王朝 1528年至今
欧洲殖民时期
葡属马六甲 1511年–1641年
荷属马六甲 1641年–1824年
海峡殖民地 1826年–1946年
英属马来亚 1874年–1946年
马来联邦 1895年–1946年
马来属邦 1909年–1946年
砂拉越王国 1841年–1946年
英属北婆罗洲 1882年–1963年
日据马来西亚 1941年–1945年
独立时期
马来亚联邦 1946年–1948年
马来亚联合邦 1948年–1963年
马来西亚联邦 1963年至今
新加坡独立 1965年
五一三事件 1969年
新经济政策 1971年–1990年
茅草行动 1987年
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1998年
综述：
马来西亚成立前的历史，可按照外界影响的主要因素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印度文明的支配。从印度输入的印度教和佛教文化，主导了早期马来西亚的历史。从7世纪到14世纪，在苏门答腊的三佛齐文明达到高峰，其影响力延伸至苏门答腊、爪哇、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的大部分地区。
第二阶段：伊斯兰文明的兴盛。伊斯兰教早在10世纪传至马来西亚，但直到14世纪和15世纪，三佛齐覆灭后不久，伊斯兰教才在马来半岛奠定根基。这个地区分裂成众多以伊斯兰教为主的苏丹国，其中最突出的是马六甲苏丹王朝。伊斯兰文化对于马来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同时它也受到马来民族的影响。
第三阶段：欧洲殖民势力的入侵。葡萄牙是欧洲第一个在马来西亚建立势力的殖民强权，于1511年占领马六甲，紧接着是荷兰。然而，英国先在亚庇、古晋、槟城与新加坡建立基地，最终取得在当今马来西亚领土上的霸权。1824年英荷条约规定了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后来的印度尼西亚）之间的界线。
第四阶段：新移民的到来。殖民者为了满足经济的需要，大量引入华人和印度人的劳动者，以满足在马来半岛和婆罗洲所产生的殖民地经济需求， 间接对马来民族的经济和职业上的支配势力造成威胁。
1942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这个地区，给英国在东亚的势力与以致命打击。虽然日本占领的时期相当短，但是它激起了马来亚和其它地区的反殖民民族主义。马来人民族主义又激起了华人的反对。华人惧怕马来人和伊斯兰教的支配地位，许多华人因此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在英国军方的强烈镇压，以及马来人和华人政治领袖的协商退让下，共产党暴动被扑灭，1957年多民族的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
1963年 8月31日，英属的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宣告独立，1963年7月22日，英属的砂拉越宣告独立，并于9月16日与马来亚联合邦参组马来西亚。1965年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被迫独立（因为当时的马来精英惧怕新加坡的华人人口会削弱马来人占多数的人口比例）。马来西亚克服了这个危机，也克服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冲突的危机，但其内部的矛盾导致了1969年的种族冲突。马来西亚进入紧急状态，政治生活和国民自由受到限制，这个措施维持至今。从1970年开始，马来西亚全国巫人统一机构在华人和印度人领袖的协助下组成国民阵线，在马来西亚几乎达到一党制的地步。
在巫统的统治下，马来西亚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人均GDP却只是被赶出门的新加坡的六分之一。巫统长期搞种族主义,马来西亚是马来人的马来亚压制非马来族的印度人和华人。
史前时代：
在马来半岛、沙巴与砂拉越均有考古遗留出土。人类在这个区域栖息的最古老证据可追溯到距今四万年前。 这些旧石器时代猎人可能是塞芒人的祖先，这个矮黑人群体在马来半岛具有极深的渊源。
瑟诺伊人似乎是个复合群体，有一半的母系DNA谱系来自塞芒人，另有一半来自晚近从中南半岛迁来的祖先。学者主张他们是早期南岛语族农耕者的后代，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将语言与技术带到半岛南部。他们与塞芒人结合起来并混血。
原生马来人具有较多样的源头。 即使他们显示某些与海洋东南亚的关连，有些人具有来自中南半岛的祖先，约在距今二万年前的最晚近的冰期高峰。某些人类学家支持原生马来人源自今天中国云南的说法。 接下来则是在全新世早期，经由马来半岛往马来群岛的人口扩散。 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原生马来人遭到次生马来人推往内陆。次生马来人是铁器时代或青铜时代的人群，其祖源部份来自柬埔寨与越南的占族。这些次生马来人是半岛上第一个使用铁器的人群，他们是现在马来西亚马来人的直接祖先。
早期王国：
印度文明对马来群岛的影响，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古代印度人称马来半岛为黄金半岛（梵文：Suvarnadvipa）。在托勒密的世界地图上，也称马来半岛为黄金半岛（拉丁语：Golden Chersonese），马六甲海峡则称为象牙海湾（拉丁语：Sinus Sabaricus）。 印度商人来到马来群岛购买丰富的森林和海洋产品，并与和当时来到这里的华人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华人与印度人在2世纪与3世纪在此区域建立许多贸易港与城镇，依据中国史料记载，数量多达30个。在公元的最初几个世纪，马来半岛的人们信仰佛教和印度教等等的印度宗教，并采用梵语做为书写文字。1世纪时佛教和印度教均在马来半岛立足，并从这里传布到整个群岛。
伊斯兰教经由印度传到马来群岛，而且有别于中东，这里的伊斯兰教受苏非主义的神秘传统所影响，并吸收某些马来人的原始泛灵论和印度教传统。由于伊斯兰教是借由贸易者，而不是借由军事征服而引进的，因此并没有强加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政治习俗。由于大多数马来族群无法阅读以阿拉伯语写成的《古兰经》，因此马来地区的伊斯兰教不像阿拉伯世界那么严格。而且由于当地的马来统治者保有他们的权力，伊斯兰教士不像其它伊斯兰世界一般获得政治影响力。
在2世纪与3世纪有为数众多的马来王国，依据中国史书记载达30个。吉打，在古代梵语称为Kedaram或kataha，位于印度人贸易者与国王直接入侵马来半岛的路径上。根据地位于现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朱罗王朝皇帝Rajendra Chola，在1025年将吉打纳入版图，但他的继承人Vir Rajendra Chola必须敉平吉打的叛乱, 以打倒入侵者。
已知最早在现今马来西亚地区立基的王国是古代帝国狼牙脩，位于马来半岛北方的珍尼湖附近。它与位于柬埔寨的扶南有着紧密关联，扶南统治马来西亚北部直到6世纪为止。依据《马来纪年》记载，高棉帝国王子Raja Ganji Sarjuna 在7世纪于现今霹雳州木威（Beruas）创立刚迦王国。5世纪的中国史书提到南方的一座大港Guantoli，位于马六甲海峡之中。在7世纪，史书记载有一个新港口名为“室利佛逝”(Shilifoshi)，据信这是当时唐朝对三佛齐的称号。
三佛齐帝国：
在7世纪到13世纪之间，马来半岛的许多地区由三佛齐帝国所统治。三佛齐到底在什么地方至今未能考证，估计位于苏门达腊东部某条河的入海口附近，有可能就是今天的巨港。三佛齐的国王统治着一个由苏门达腊的滨海地区、马来半岛和婆罗洲所组成的、松散的海上王国达700年。其中有部分时间，三佛齐也控制爪哇岛部分地区，不过爪哇岛上的各个小王国始终抗拒三佛齐的霸权统治。三佛齐是一个商业国家，欢迎每年一度来自中国和印度的船队到这里来做生意，有时甚至有从日本、阿拉伯和伊朗的船只到达。三佛齐最大的敌人是北方的暹罗，暹罗多次试图从北部征服三佛齐。为了与中国结盟以对抗这些敌人，三佛齐向中国皇帝进贡，但从未受中国统治。
在1025年与1026年，刚迦王国遭到古淡米尔国朱罗王朝皇帝Rajendra Chola I 攻打，使得三佛齐的第一个都城哥打格兰基因而荒废。朱罗王朝的入侵减损了三佛齐的威望，三佛齐曾将其影响力施展到吉打、北大年，远至单马令。
2世纪的一首淡米尔文诗Pattinapalai，描写来自吉打的货物堆积在朱罗王朝首都的景象。7世纪的一出梵文戏剧Kaumudhimahotsva，将吉打称为卡达哈州（Kataha-nagari）。Agnipurana也提及卡达哈的领地以一座高峰为边界，学者相信这就是吉打的日莱峰。来自Katasaritasagaram的故事描写卡达哈的高贵生活。不久之后，信奉佛教的单马令王国控制了吉打。在11世纪，单马令国王Chandrabhanu利用吉打做为攻打斯里兰卡的基地，这个事件记录在泰米尔纳德邦Nagapattinum的石碑，以及斯里兰卡的编年史《大史》.
从10世纪之后，三佛齐的势力开始减弱。三佛齐从来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10世纪中叶，它与爪哇的一系列战争显然削弱其商业发展，并导致国力衰敝。在11世纪，一支称为末罗瑜(Melayu)的敌对势力开始与三佛齐对抗。末罗瑜这个港口可能位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海岸的占碑省。末罗瑜的影响力，呈现在它是马来(Malay)这个字的字源这个事实上。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普及也削弱了信印度教的三佛齐国王的势力。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地区如亚奇脱离了三佛齐的统治。13世纪末，暹罗的素可泰王国控制了马来半岛大部分地区。14世纪，爪哇的满者伯夷帝国控制马来半岛，成为其属地之一。但直到14世纪三佛齐依然控制着它最富饶的部分，所生产的香木、海产品、金、锡、香料、腊和果干在中国和在西方均非常畅销。
马六甲和伊斯兰马来亚：
位于马来半岛西岸的马六甲港口，是由来自三佛齐皇室的一位王子拜里米苏拉约在1400年建立的。《马来纪年》称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后代。敌国征服巨港，导致他和其他人逃离。拜里米苏拉特别航向淡马锡(Temasek，现在的新加坡)以逃避迫害。他受到来自北大年，由暹罗国王指派为淡马锡统治者的马来苏丹Temagi所保护。不到几天时间，拜里米苏拉就杀害Temagi，自立为统治者。大约五年过后，由于暹罗势力进逼，他被迫离开淡马锡。在这段期间，有一支来自满者伯夷的爪哇人舰队曾攻击淡马锡。
拜里米苏拉向北前进，以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在麻坡，拜里米苏拉考虑将他的新王国建立在Biawak Busuk或Kota Buruk。在发现麻坡的地点并不合适之后，他继续往北走。据信他在沿路曾造访Sening Ujong (双溪乌荣Sungai Ujong的旧名，即现在的芙蓉市)，随后到达Bertam河(马六甲河的旧名)的河口，建立了马六甲苏丹王朝。历经时间演变，这个地方发展成今天的马六甲。依据《马来纪年》记载，拜里米苏拉在一株“满剌加树”（Malacca tree，又名余甘子）下，看见一条猎狗将一头鼷鹿（mouse deer）逼到绝境，小鼷鹿为了自卫，将狗踢进河里。他将这个景象视为好兆头，决定在此建立一个名为马六甲(Melaka，Malacca)的王国。他建立并改善贸易设施。
在马六甲建国之时，中国明朝皇帝明成祖派出舰队以扩展贸易。舰队首领郑和造访马六甲，并带着拜里米苏拉返回中国，承认他是马六甲合法统治者的地位，明成祖封他为满剌加国王。为了交换定期的进贡，中国皇帝提供马六甲保护，以抵抗暹罗的不断威胁。在这个时代前后，在马来半岛定居的华人和印度人成为今天峇峇娘惹和Chetti社群的祖先。根据一种理论，当拜里米苏拉娶了Pasai公主之后，成为一个穆斯林，他采用当时流行的波斯衔头"Shah"（国王），自称依斯干达国王（Iskandar Shah）。 据中国史书记载，在1414年，这位马六甲第一位统治者的儿子晋见明成祖，告以父亲去世的消息。拜里米苏拉的儿子随即受到承认，为马六甲第二任统治者，名为Raja Sri Rama Vikrama, Raja of Parameswara of Temasek and Melaka，他的穆斯林人民称他Sultan Sri Iskandar Zulkarnain Shah 或Sultan Megat Iskandar Shah。他从1414到1424年统治马六甲。 透过印度穆斯林以及少部份来自中国的回人所影响，伊斯兰教在15世纪变得越来越普遍。
马六甲很快就占据了过去三佛齐所统治的地区，与中国建立了独立的外交关系，并控制中国通向印度的海上贸易道路。由于蒙古的扩张，这时从中国通向西方的陆路被阻，这条海上贸易通道就变得越来越重要。马六甲建国后数年内，正式采行伊斯兰教，其国王称号由拉者（Raja）改为苏丹（Sultan）。马六甲苏丹王朝的政治势力帮助伊斯兰教传遍马来群岛，马六甲当时身为马来亚半岛最繁盛的王国，使这个信仰得以传播到邻国。到了16世纪开头，伊斯兰教成为马来人的主要宗教，其势力到达现在的菲律宾，只有巴厘岛依然是一个孤立的印度教岛屿。
虽然马六甲苏丹王朝只维持一个多世纪，但它被看作是马来人自主统治的一个黄金时代，马六甲苏丹成为所有后继的马来统治者的榜样。马六甲成为马来文化的中心，它奠定了今天马来文化的基础：马来土著文化与外来的印度、华人和伊斯兰元素的融合。马六甲风格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衣着，及其宫廷人士的华丽衔头，成为所有马来人的标准。马六甲宫廷对马来语赋予极高声望，这个语言最初是在苏门达腊形成的，在马六甲建国时带到此地。它成为所有马来国家的官方语言，即使许多地区依然保有地方语言。
争夺霸权：
奥斯曼帝国阻断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陆路贸易路线，而且与印度及东南亚的贸易受到阿拉伯商人所垄断，迫使欧洲国家寻找一条通向印度的海路。1498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派出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发现了绕过好望角通向印度的海路。1511年阿方索·迪·阿不奎（Afonso de Albuquerque）带领远征舰队来到马来亚，经过一个月的围攻，他占领了马六甲。马六甲成为葡萄牙在东方活动的核心据点。
马六甲苏丹王朝最后一位苏丹的儿子逃到马来半岛南端的民丹岛，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柔佛苏丹王朝。马六甲的统治消失后，马来群岛分裂为众多互相争战不停的小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有亚齐、文莱、柔佛和霹雳。其它国家有万丹、日惹、吉打、雪兰莪、苏禄和登嘉楼等。16世纪末，欧洲商人在马来亚北部发现了锡矿，透过锡的出口，霹雳变得富强起来。欧洲殖民势力继续在这个区域扩张。葡萄牙控制了对盛产香料的摩鹿加群岛的贸易。1571年西班牙占领马尼拉。
1607年，亚齐苏丹国兴起，成为马来群岛最强盛富裕的国家。在伊斯干达．穆达(Iskandar Muda)统治下，这个苏丹国控制的范围延伸到苏门达腊与马来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他征服马来半岛的锡矿产地彭亨。他所向披靡的舰队在1629年攻打马六甲的战役中瓦解，依据葡萄牙史书记载，当时葡萄牙与柔佛的联军设法摧毁他的所有船舰，杀掉19,000名战士。然而，亚齐的军力并未被摧毁，因为在同一年亚齐征服了吉打并把许多吉打人民迁到亚齐。这位苏丹的养子 Iskandar Thani先前是彭亨的王子，后来成为他的继承人。在Iskandar Thani统治期间，亚齐专注于巩固内部及宗教上的统一。
在17世纪初，荷兰建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英文：Dutch East India Company，荷兰文：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一开始建立在摩鹿加群岛的贸易，他们很快就占据了爪哇岛上较弱的苏丹国，1619年建立巴达维亚为他们的首府。他们从巴达维亚扩展势力到马来群岛，与柔佛结盟来对付他们的主要敌人：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和强大的亚齐苏丹国。1641年，在数次尝试后，荷兰与柔佛的联军终于攻占马六甲，终结了葡萄牙的统治，葡萄牙仅剩下葡属帝汶。在荷兰的支持下，柔佛在马来亚的各个苏丹国之间，获得一个松散的霸权地位，只有霹雳例外，它能够周旋于柔佛和暹罗之间，并保持其独立。
这段期间，马来亚各苏丹国的虚弱，为从其它地区人民移入这些马来故土创造了条件。从印度尼西亚东部来的布吉人海盗经常袭击马来亚海岸地区。1699年他们刺杀了柔佛最后一位马六甲血统的苏丹，控制了柔佛，其他布吉人控制了雪兰莪。从苏门达腊来的米南加保人也迁入马来亚，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森美兰。柔佛的覆灭在马来半岛上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暹罗的大城王国部分填补了这个空缺，将北部的五个马来国家——吉打、吉兰丹、北大年、玻璃市和登嘉楼——变成自己的属国。柔佛覆灭也让霹雳成为马来亚苏丹国之中的领导者。
18世纪马来亚对欧洲的经济重要性快速成长。尤其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茶贸易，增加了对马来亚的高质量的锡的需求，锡用在茶叶箱的内衬，具防潮作用。马来亚的胡椒在欧洲也享有盛誉，而且在吉兰丹和彭亨有金矿。锡矿和金矿及其附属工业的发展，导致了第一批外来移民涌入马来人的世界，一开始是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后来则是华人。华人定居在城镇并很快掌控了经济活动。这建立了往后200年马来亚社会的典型模式：乡居的马来人逐渐受到富裕的城镇移民社群所控制，就连苏丹也无法抵挡这些城镇移民的力量。
从17世纪开始，英国商人就现身于马来亚水域，但直到18世纪中期，以英属印度为基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才开始对马来亚事务真正感兴趣。由于该公司与中国贸易的增加，它需要在马来亚地区设立基地。虽然英国曾使用不同的岛屿为基地，但直到1786年它向吉打苏丹租借了槟城，才拥有第一个长久的基地。此后英国又在槟城对岸的大陆上租借了一大片土地（称为威省）。1795年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占领了荷属马六甲以防止法国在此立足。1815年英国将马六甲交还荷兰时，英国总督斯坦福·莱佛士寻找一个替代基地。1819年他从柔佛苏丹手中获得了新加坡。槟城和新加坡这两个基地，加上荷兰这个海上强权的没落，造就英国成为马来亚的支配势力。英国的影响力随着马来亚对于暹罗扩张的畏惧而增加。19世纪，马来苏丹成为大英帝国的忠实盟友。
英属马来亚与婆罗洲：
1824年英国与荷兰签署1824年英荷条约，最终确立了英国对马来亚的霸权，同时也决定了当代马来西亚的雏形。荷兰撤出马六甲并放弃所有在马来亚的利益，而英国则承认荷兰对东印度剩余地区的利益。这个瓜分在马来亚地区划了一条人为的界限，这条界线遗留至今。1826年，槟城、马六甲、新加坡与纳闽联合组成了海峡殖民地。海峡殖民地最初由位于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所管理，其后槟城与新加坡先后成为这个殖民地的行政中心，直到1867年，由伦敦的殖民地事务大臣管理为止。在19世纪里英国与马来亚的其它苏丹国签署协议，在这些国家中设立代办，帮助苏丹管理其国事，这些代办很快就成为这些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对英国投资者来说，拥有锡矿的霹雳的政治稳定是最重要的，因此霹雳成为第一个与英国签署协议同意英国管理的苏丹国。柔佛是最顽强的苏丹国，一直到1914年才放弃其独立性。在20世纪之交，彭亨、雪兰莪、霹雳与森美兰，合称为马来联邦，实际上属于英国控制范围。1909年势力减弱的暹罗同意将吉打、吉兰丹、玻璃市和登嘉楼让给英国。（暹罗保留了对北大年苏丹国的控制。今天泰国南部依然有一小支穆斯林少数民族，其独立运动为泰国政府带来不少麻烦）。柔佛苏丹苏丹阿布·巴卡尔与维多利亚女王熟识，因此承认彼此是对等地位。直到1914年，苏丹阿布·巴卡尔的继承人苏丹Ibrahim才接纳一位英国代办。先前属于泰国的四个州以及柔佛合称马来属邦。
19世纪后半部，英国还获得了对荷兰从未立足的婆罗洲北岸的控制。这个地区的东部（今天的沙巴）则由受西班牙属菲律宾控制的苏禄苏丹的名义统治。其余部分则是文莱苏丹的统治地。1841年英国探险家詹姆士·布鲁克从文莱苏丹手中租借了古晋，并称自己为砂拉越的“白色拉者”。此后他不断从文莱手上取得领土。婆罗洲的东北部被英国商人殖民。1881年英国北婆罗洲公司被允许控制这块地区，受新加坡总督监督。西属菲律宾从未承认苏禄苏丹对这些领土的丧失，这是后来菲律宾宣称拥有沙巴主权的理由。1888年文莱成为英国保护国，1891年英国再与荷兰签订条约，确定两国在婆罗洲的边界。
1910年英国对马来群岛领土的统治模式成形。海峡殖民地成为英国海外领地，由受伦敦的殖民地事务大臣监督的总督管理。这个领地的居民半数是华人，但所有的代办，不论种族为何，均是英国公民。最早接受英国代办的四个苏丹国，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组成了马来联邦。名义上它们依然独立，但是从1895年开始受一个英国总代办管理，实际上已成为英国殖民地。马来属邦(柔佛、吉打、吉兰丹、玻璃市和登嘉楼)各国享有较大的独立性，不过它们也无法阻挡英国代办的意愿。英国最紧密的马来盟国柔佛拥有自己的宪法特权，规定苏丹有任命内阁的权利，不过实际上每次苏丹必须先与英国讨论他的任命。
马来亚的民族关系：
有别于其它殖民强权的是，英国始终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看待殖民地，而且英国的公司股东期望殖民地为他们带来利益。马来亚的吸引力在于其锡矿和金矿，但英国农场主很快就开始试种热带作物——番薯、毛钩藤、甘密、胡椒和咖啡。1877年从巴西引入了橡胶，在欧洲发展迅速的工业刺激下，橡胶很快就成为马来亚最热门的出口品。后来棕榈油也成为热门的出口品。所有这些工业均需要大量的和有纪律的劳动力。而英国人觉得马来人不是可靠的劳力来源。解决方法是从印度引进劳动力，尤其是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矿山、工厂和港口也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南部的工人，尤其是客家籍。很快华人在新加坡、槟城、怡保成为多数群体，在1857年成为一个锡矿中心而被建立的吉隆坡也是如此。1891年马来亚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时，华人在主要的产锡苏丹国霹雳和雪兰莪占多数。
大多数华人到达的时候非常贫穷，但是他们勤劳，重视孩子教育，并维持儒家的家庭道德，而且他们的自愿性连结关系，透过各个乡属会馆这类互助组织而构成紧密网络，都是他们事业成功的原因。1890年代，吉隆坡的华人首领叶亚来是当时马来亚最富裕的人，领有"华人甲必丹"的衔头，拥有许多矿山、农场和商店。从一开始马来亚的银行和保险业就在华人手中，通常与伦敦的公司具有伙伴关系，华人很快就成为经济上的主力。由于马来苏丹生活穷奢极侈，入不敷出，他们很快就积欠华人银行家大笔债务，这使得华人不但拥有经济力量，而且获得了政治权利。最初到达马来亚的华人几乎全部是男人，而且许多人打算赚了大钱后就衣锦还乡。许多人后来确实回到中国，但更多人留下了。一开始他们与马来人妇女结婚，产生了一个华人马来混血儿的峇峇娘惹社群，但很快他们就开始引进华人妇女，建立定居社群，兴修学校和庙宇。
印度人在最初并没有那么成功，有别于华人，印度人一开始只是以橡胶庄园的劳动力来到马来亚的，因此他们没有华人那么多的经济机会。此外印度人社群也不像华人那么团结，他们有印度教信徒和穆斯林之分，并且有语言和种姓的区别。20世纪初才出现印度人的贸易和专业阶层，但大多数印度人依然很穷，几乎没有受到教育。他们大多数居住在产橡胶地区的农村聚居区里。
传统的马来社群无法处理向英国人丧失其政治自主权，也无法处理向华人丧失其经济力量。20世纪初，马来人甚至面临着可能在自己国家里成为少数人的威胁。苏丹被看作是英国人和华人的协作人，尤其在数量不断增多的受西方教育的马来人眼中，丧失了他们的传统威望；但大多数农村人民继续敬畏着苏丹及他们的威望，对于殖民统治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20世纪初，一小群马来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崛起，也出现了伊斯兰的复苏，以呼应对于外来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所带来的威胁。事实上，根本没有马来人改信基督教，倒是有不少华人转为基督徒了。受西方影响较少的北部成为伊斯兰保守派的据点，至今这个地区依然如此。
对于马来人来说，保持他们尊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英国人让他们完全保有对警察和地方军队的垄断权利，此外管理机构的大多数非欧洲人职位也由马来人占据。华人一般自己花钱建造学校和学院，并从中国聘请教师，殖民政府则负责培植马来人的教育。1905年江沙马来学院开设。1910年设立马来管理机构，1922年设立马来师范学校、1935年设立马来女子学院。所有这些措施反映了英国的“马来人的马来亚”政策，而其他民族的人只不过是暂时居民。但这个观点越来越偏离事实，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忽视了马来亚的宪政发展。为维持间接统治政策，英国人试图维持苏丹的权利，不允许任何关于马来亚成为一个统一或自主国家的讨论。英国不但不打算给予马来亚一个统一的政府，并于1935年撤除了马来联邦总代办，将政治权力分散到各个苏丹国。英国人倾向于以刻板印象看待各个民族，认为马来人和蔼可亲但纯真，而且极其懒惰，无法自主，但在英国军官指挥下，他们会是良好的士兵。英国认为华人聪明但危险，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里，呼应着中国本土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斗争，马来亚的华人也组织了相互敌对的秘密组织，在华人城镇里爆发了经常性的动乱。英国人认为马来亚是一个由不同民族与不同苏丹国所构成的乌合之众，不可能变成一个国家，更不用提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日治时期和紧急状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马来亚的英国人可说是完全措手不及。在1930年代，英国为了对付逐渐增强的日本海军威胁，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军基地，但完全没有料想到日本是从北方入侵马来亚。由于欧洲战场的需要，英国在远东实际上没有空军战力。因此日本可从法属印度支那的基地发动攻击，而不会受到抵抗。虽然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的顽强抵抗，但日本在两个月内就占据了马来亚。1942年2月15日没有陆上防御、没有空军支持、没有淡水供给的新加坡投降。这是英国无法弥补的声誉损失。英属北婆罗洲、砂拉越和文莱也被日本所占领。
日本人将马来人看作是一群从英国殖民统治被解放的殖民人群，并且树立了有限的马来民族主义，这使得日本人在马来管理机构和知识分子中赢得一定程度的支持。大多数苏丹也主动与日本人合作，虽然后来日本战败后。日本当局为了配合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答应战后让马来亚独立，并且协助训练了马来人成立武装部队与政府部门菁英。
因此总的来说，1945年英国人回到马来亚时，最高兴的就属马来人。但时局并未如停留在英国人战前的情况，而且一股追求独立的渴望正在增长 。英国本土破产，新的英国工党政府主张尽快撤出东方。殖民地自治和最终独立成为英国的新政策。横扫亚洲各地的殖民地民族主义浪潮很快到达了马来亚。但当时大多数马来人更关心抵抗主要由华人组成的马来亚共产党，而不是从英国独立。事实上他们希望英国不要撤出马来亚，而是协助他们对抗马来亚共产党，当时马来亚最大的武装力量。在二战最后一年，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来人为首的部队发生冲突，许多马来人遭到装备精良的华人共产党人所杀害。战后回到马来亚的英国人，发现这个地方处于内战的边缘。
1946年英国宣布了一个组织马来亚联邦的计划，这将原先属于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的苏丹国，加上槟城和马六甲（但不包括新加坡）合组一个英国海外领地，并在数年后独立。这个计划遭到马来人强力反对，因为它削弱了马来统治者的地位，而且将公民权赋予马来亚华人与少数民族。 。一开始苏丹们支持这个计划，但后来又转为反对这个计划，并让自己成为这股反对力量的领导者。在柔佛首席部长奥恩·加法尔的领导下，马来人组织成立了巫统。巫统支持马来亚独立，条件是这个新国家完全由马来人掌管。面临马来人的强烈反对，英国放弃了平等公民权的计划。因此，马来亚联邦在1946年建立，在1948年解散。代之以马来亚联合邦，在英国保护下，恢复了马来苏丹国各统治者的自治权。
与此同时，共产党则在积极准备暴动。1945年12月抗日游击队解散，马来亚共产党成为一个合法政党，但游击队的武器却被谨慎收藏起来，以备未来之用。马共的政策是立刻独立，并且所有民族平等。这意味着它极难招募到马来人党员，主要支持者来自华人主导的商会，尤其在新加坡；以及华人学校，其中的教师大多来自中国，将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华民族重生的领导者。1947年3月，随着冷战的开始和共产国际的左倾，马来亚共产党的总书记莱特被杀，原游击队首领陈平任总书记，陈平要求共产党立刻行动。共产党发动游击队行动，期望迫使英国势力撤离马来亚。7月，在一连串庄园主遭到暗杀后，英国殖民政府展开反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马来亚共产党被禁，数百战士被捕。共产党退入森林，组织了马来亚人民解放军，这支军队约有13,000名男性，其中第十支队主要由马来人组成。
这段被称为马来亚紧急状态从1948年延续到1960年，残酷的战斗蔓延整个马来半岛。英国的战略相当有效，通过对华人做出经济和政治上的让步，并且将散居乡间的华人集中到位于马共势力范围外的“白区”的“新村”。有效动员马来人来对抗马来亚共产党，也是英国的一个重要策略。从1949年开始，马共的抗争失去了其动机，招募的游击队人数锐减。1951年马来亚共产党谋杀了英国高级专员亨利·葛尼，但是这种转向“恐怖份子”的策略，使得马来亚共产党失去了许多温和派的华人支持。1952年杰拉尔德·邓普勒被任命为马来亚英军指挥官，他带来了紧急状态的结束。邓普勒在马来亚发明了反游击战的战术，无情地剿灭马共。虽然游击队被击溃，但英国军队因着冷战的背景而留下来。 依靠这个背景，大英国协一员的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
走向马来西亚：
华人对马共的反对，呈现于1949年筹组的马华公会(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MCA)，它成为调节华人政治意见的渠道。其领导人陈祯禄愿意与巫统合作，建立一个所有公民平等的独立的马来亚，但同时在马来人敏感的议题上做出充分让步，来平息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恐惧。1951年吉打王子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继奥恩·加法尔之后，担任巫统领导人，陈祯禄与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密切合作。由于1949年英国人宣布无论马来人愿意与否，马来亚将在数年内获得独立，两位领导人必须下定决心来提出在两个社群均可接受的一个协议，成为一个稳定的独立国家的基础。这个巫统-华人公会联盟（后来印度人国大党也加入了这个联盟）在1952年和1955年的大选中，在马来人和华人地区均获胜。
民选地方政府制度的引进，是战胜共产党的另一个重要步骤。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在马共领导层对于是否继续武装斗争发生了分歧。许多马共游击队员丧失对武装斗争的信心并重返家园，而且在1954年邓普勒离开马来亚时，紧急状态已经结束，即使陈平依然带领一群顽固的游击队员继续在难以进入的泰国边境乡区坚持了许多年。紧急状态留下了马来人与华人之间长期延续的仇恨。
在1955年和1956年，巫统、马华公会、印度人国大党和英国共同制定一部宪法草案，承认所有民族享受平等的公民权。为了交换，华人公会同意国家元首由马来亚苏丹轮流担任，马来语成为官方语言，促进和资助马来人的教育和经济发展。实际上这个协议意谓著马来亚将由马来人治理，特别是由于他们继续主导著管理机构、警察和军队，但华人和印度人在内阁和议会中将会具有合乎比例的代表，并治理他们占多数的州属，而且经济地位受到保护。谁来控制教育系统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直拖延到独立后都没解决。1957年8月31日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成为独立的马来亚的第一位总理。
马来亚独立后，这个区域还有其它英国领地的前途悬而未决。日本投降后，布鲁克家族和英国北婆罗洲公司分别放弃了对砂拉越和沙巴的控制，这些地区成为英国皇家殖民地。相较于马来亚，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得多，当地的政治领袖过于软弱，而未寻求独立。而且这些地区与马来亚的文化区别也相当大。以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于1955年获得自主权，1959年当时年轻的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李光耀成为新加坡首席部长。盛产石油的文莱苏丹国依然是英国附属。1959年与1962年之间，英国政府召集了多次复杂的谈判，在这些当地领导人与马来亚政府之间进行协商。
1961年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赞成建立“马来西亚”的构想，马来西亚将包括曾是英国海外领地的文莱、马来亚、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其背后的理由则是容许中央政府控制并打击共产党（尤其是在新加坡）的活动。此外马来亚也惧怕新加坡一旦独立，将会成为华人沙文主义者的基地，威胁马来人的统治权。为了平衡种族比例，在文莱、沙巴与砂拉越纳入这个新国家之后，它们的马来人及土著人口，将可抵消新加坡的华人多数。
虽然新加坡首席部长李光耀支持这个建议，但他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党内反对者反对这个计划，认为这是英国打算继续控制这个区域的计谋。砂拉越大多数政党也反对这个计划，沙巴没有政党，但是当地社团代表也表示反对。文莱苏丹支持这个计划，但是文莱人民党反对。在1961年的大英国协首席部长联合会议(Commonwealth Prime Ministers Conference)，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向他的反对者进一步阐述这个计划。10月，英国政府批准这个计划，条件是必须取得参与这项合并计划的地区同意。葛波(Lord Cobbold)率领葛波委员会前往婆罗洲研究当地居民意见，认为沙巴和砂拉越同意合并，但在文莱则有许多人反对。在新加坡的公民投票中70%的人赞成合并，条件是新加坡政府获得实质的自主权。 文莱苏丹退出这项参组马来西亚的计划，这是由于来自多数人民的反对、关于石油利润分配比例的争执，以及关于合并后苏丹的地位等等因素。 此外，文莱的人民党发动武装革命，虽然立刻遭到敉平，但被视为这个新国家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英国政府讨论葛波委员会的报告后，又设立Landsdowne委员会来起草马来西亚宪法的草稿。最后出炉的新宪法草案与1957年的马来亚宪法基本上相同，只做了少部分修改。例如，原先对于马来人特殊地位的认定，扩及到砂拉越与沙巴的所有土著。新加坡、砂拉越与沙巴这三个新加入的国，也被赋予某些自主权，这是原先的九个马来亚州署所没有的，因为新加坡、砂拉越与沙巴是以国的地位与马来亚联邦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7月的谈判结束后，决定马来西亚联邦将于1963年8月31日正式成立，这天恰好是马来亚独立以及英国赋予新加坡和沙巴自治权的纪念日。然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强烈反对这个事态发展，印度尼西亚称马来西亚为新殖民主义的代表，而菲律宾则强调沙巴是她的领土。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强大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下提出反对，而且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发动了多次抗争行动，延迟了马来西亚的成立。基于这些因素，联合国组成一个八人代表团造访砂拉越与沙巴，确认他们参组马来西亚的意愿。
马来西亚正式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由马来亚、沙巴、砂拉越与新加坡共同组成。当年的马来西亚人口约一千万人。
独立后的诸多挑战：
在马来亚独立时，具备着很好的经济优点。它是世界上三个重要商品（橡胶、锡和棕榈油）最重要的出产国之一，也是重要的铁矿石出产国。这些出口工业给马来亚政府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盈余，可用来投资于工业发展和基础建设项目。虽然巫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党派（可是绝对是种族主义政党），但如同其它发展中国家，马来亚于1950和1960年代非常看重国家计划，首两个五年计划（1956年至1960年和1961年至1965年）通过国家对工业的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修复在战争和紧急状态时期被破坏和被忽视的基础设施，如公路和港口。政府试图减少马来亚对商品出口的依赖，因为这会使国家经济受到浮动的市场价格所牵动。马来亚政府也意识到，随着合成橡胶的生产和使用的普及，对天然橡胶的需求注定会滑落。由于有三分之一的马来人劳动力从事橡胶工业工作，发展其它类型的就业来源变得非常重要。为了让马来西亚出产的橡胶具有竞争力，意味着橡胶工业的获利能力的增加，越来越依赖维持低工资，这又保持了农村马来人的贫困状态。
外国反对马来西亚成立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强大的印尼共产党支持下，认为马来西亚是针对印尼的新殖民主义诡计，他支持砂拉越主要由当地华人组织的共产党游击队。印尼非正规武装力量入侵砂拉越，但被马来西亚和大英国协军队抵挡住了。这个“冲突”(Konfrontasi)时期一直延续到1965年印尼爆发军事政变，苏加诺下台，印尼共产党被摧毁为止。苏加诺的继任者苏哈托改善了马印关系。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重新提出菲律宾拥有沙巴，其理由是文莱苏丹在1704年将沙巴让与苏禄苏丹国。1966年，菲律宾新总统马可仕放弃了这个要求，但这个主张依然是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关系的争执点。
民族倾轧
1930年代的大萧条及此后的抗日战争终止了华人向马来亚的移居，稳定了马来亚的人口分布比率，终止了马来人可能在自己家乡成为少数群体的忧虑。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马来人口占55%，华人35%，印度人10%。由于马来人直到最近，依然维持较高的出生率，在2000年，马来人的比例维持在55%。这个等式曾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时打破，华人的比率增加到将近40%。巫统和马华公会均害怕李光耀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当时被看作是极端的社会主义政党）对马来亚选民的吸引力，他们试图在新加坡组织政党以挑战李光耀的地位。即使李光耀先前承诺人民行动党不会参加1964年的马来西亚大选，但面临这种挑战，他转而威胁将派出候选人参加马来亚联邦大选。为此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要求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告独立。 .
独立的马来西亚最迫切的问题在于教育，以及各民族的经济力量相差悬殊。在马来亚独立后的第一次国会大选中，巫统和马华公会的联盟几乎囊括议会的所有席位，仅丢失一席，可以说欠缺有效的反对党来制衡，因此对这些问题的角力只限于执政派内部。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由于华人在教育上的优势，也导致他们得以控制国家的经济，巫统领袖则决意要终结这个关联。马华公会内部对这个问题非常矛盾，一方面必须保护其自己社群的利益，另一方面必须保持与巫统的良好关系。1959年，这在华人公会内部导致了一场危机。马华公会的首领林苍祐决定反对巫统的教育政策。但在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威胁让两党联盟破裂后，马华公会又被迫让步。
1961年通过的教育法，是巫统将教育议题立法规范的胜利。此后，中学只使用马来语和英语为媒介语，而在政府小学只以马来语为媒介语。虽然华人和印度人社群可以保持他们的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但学生必须学马来语，而且必须公认的马来课程。最重要的是马来亚大学（1963年从新加坡迁到吉隆坡）的入学考试采用马来文，虽然直到1970年代为止，大多数教学是以英语进行的。这使得华人学生被排除在外。同时，马来文学校获得政府大笔资金津贴，马来人获得绝对优待。马华公会在教育政策上的挫败，减弱了华人社会对巫统的支持。
与教育方面一样，巫统政府未明白说出的经济发展政策议程，是将经济势力从华人手中转移到马来人手中。首两个马来亚计划，以及第一个马来西亚(大马)五年计划（1966年至1970年）将资源大量导向对农村马来社群有利的发展上，比如乡村学校、农村公路、医院和灌溉计划。国家设立了一些机构，协助马来人的小园主提升其生产和收入。联邦土地开发局帮助许多马来人购买土地或改良已拥有的土地。国家也提供许多诱因及低息贷款协助马来人创业。政府招标时有系统地优惠马来人公司，这导致许多华人企业“马来化”其经营方式。这些措施确实帮助减少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异，但也有人认为随着马来西亚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两个社群之间的差异无论如何都会减少。
1969年危机：
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在这些政治运作过程中与巫统的勾结，使得它们丧失了许多华人和印度人选民支持。与此同时，政府在1950和60年代的积极平权措施在马来人中创造一个受过教育但学非所用，因此心怀不满的阶层。这是一个危险的组合，并导致了新党派的成立。1968年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成立，它立意成为一个超越民族的政党，成员包括马来商会人士与马来知识分子，也包括华人和印度人领袖。同时政治伊斯兰主义的马来西亚伊斯兰党和一个华人的社会主义党派民主行动党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而巫统和华人公会获得的支持则相对被削弱。
在1969年5月的联邦大选中，巫统-马华公会-国大党联盟只获得了48%的选票，但在议会中它依然保有多数席次。马华公会在以华人为主的地区，将大多数席位丧失给了人民运动党和民主行动党。根据官方的说法，反对党在吉隆坡主要街道进行胜利游行，支持者手持扫帚，意指该党意图进行扫除性的变革。担心这所谓的变革是针对马来人而来，马来人的反击因而产生，导致了排华动乱-五一三事件。约有六千所华人住宅和企业被焚毁，至少184人丧生。但据后来解密的英国情报局官方文件显示，这实际上是一场有策划性的政变，在巫统内部新崛起的马来菁英通过这场包装为种族冲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的总理东故阿卜杜勒·拉赫曼。当时，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由副总理阿卜杜勒·拉扎克为首的国家行动理事会，从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政府手中接管大权。1970年9月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被迫下台，将权力交给阿卜杜勒·拉扎克。
政府运用英国在紧急状态时期留下的内安法令冻结议会和政党、进行媒体审查制度，并严格限制政治活动。内安法令允许政府不需经过法庭审理，即可无限期关押任何人。这些权力被广泛用来熄灭对政府的批评，且沿用至今。宪法被修改后，任何对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的批评被看作非法（即使在议会内也不允许），马来人在国内享有特殊地位（只有巫人和东马两国的土著为一等公民，华人和印度人成为二等公民），马来语获得官方语言的地位。
1971年议会恢复，一个新的政府联盟——国民阵线，组成的政府入职。这个联盟包括巫统、马华公会、印度国大党和被削弱的人民运动党，以及沙巴和砂拉越的地方党派。民主行动党是政府外唯一主要的反对党。回教党也加入国民阵线，但在1977年被逐出。阿卜杜勒·拉扎克任职为总理直到他1976年逝世为止。巫统创建人奥恩·加法尔的儿子侯赛因·奥恩继任总理。此后从1981年开始任职教育部长的马哈蒂尔任职为总理，马哈蒂尔任职总理长达22年之久。在这段时间，政府施行的政策大大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和社会，例如马哈迪所推行的颇受争议的新经济政策，目标是以合乎比例的方式，增加土著(bumiputera)的经济权力比例。此后，马来西亚维持一套精心规划的族群政治平衡，政府体系试图将整体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经济政策相结合，以提倡所有民族的平等参与。
现代马来西亚：
在1970年，马来西亚有7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是马来人，当时大多数马来人依然是农庄工人，被排除在现代经济之外。1971年政府引入的新经济政策打算使用四个五年计划（从1971年到1990年；然而到目前2010年这个政策仍在执行）改变这个状况。这个计划有两个目标：消灭贫困，尤其是农村的贫困，并且消除种族与经济运作之间的联系。后面这个目标被解读成将经济势力从华人转到马来人手中。
为了克服贫困，政府将25万马来人移居到新开辟的农业地区，对农村基础建设做了更多投资，并在农村开辟自由贸易区来创造新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农村贫困确实减少了，尤其在马来半岛上效果明显。但批评者认为政策干预没有起多少作用，贫困减少的主因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大部分归因于新发现的原油和天然气）以及农村人口移居城市。政府政策并没有改善低薪农庄工人的生活标准，即使说低薪农庄工人在全国劳动力所占的比例降低了。1990年马来西亚最贫困的地区是沙巴和砂拉越的农村，远比西马其它地区落后得多。在这些年，马来西亚城市的发展迅速，尤其吉隆坡即吸引了乡村的马来人移民，也吸引了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泰国和菲律宾的移民。城市贫困首度成为一个问题，在大城市周边产生了贫民窟。
马哈蒂尔任教育部长和总理时推动的第二项政策，是将经济势力转到马来人手中。马哈蒂尔在全国大幅扩增中学和大学的数目，并落实以马来语替代英语成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这个措施的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马来人专业阶层。它也对于华人接受高等教育产生一个非正式的障碍，因为只有少数能说流利马来语的华人，才能够就读以马来语为媒介语的大学。许多华人家庭因此将孩子送到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或台湾就读大学。例如，到了2000年有六万马来西亚人拥有澳大利亚大学的学位。这个措施带来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有大量马来西亚人接触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一群新的不满者。马哈蒂尔也大幅扩充马来妇女的教育。到了2000年，有半数的马来西亚大学生是女性。
为了给这些新的马来毕业生提供职业，政府建立了一些新的国有企业以干预经济。其中最重要的有国家企业公司（BERNAS）、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和重工业公司（HICOM），这些企业不但雇用许多马来人，并投资在成长中的经济项目，以创造新的技术和管理工作，优先分配给马来人。这些政策的结果是马来人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从1969年的1.5%提高到1990年的20.3%。马来人拥有的各类型企业从39%提高到68%。后面这个数字并不精确，因为许多企业看似马来人所拥有，但依然间接控制在华人手里，但无疑地马来人在经济上所分得的比例提高了很多。在马来西亚经济生活中，华人依然维持一面倒的强势，然而到了2000年，华人和马来人的企业之间的区别正在逐渐消失。许多新的企业，尤其是在增长的部门，例如资讯科技中，由两个民族的人拥有和管理。
从1970年开始，马国的经济快速成长，除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暂时被中断外，但是政治却没有这么大的变化。在1970年通过的镇压措施至今依然有效。从1974年开始恢复全国大选，而且在大选期间基本上可自由从事竞选活动，但马来西亚实际上是一个一党制的国家，巫统所支配的国民阵线往往几近赢得所有席位（席次），只有民主行动党赢得少数华人城市席位，泛马回教党赢得少数马来人农村席位。由于民主行动党与泛马回教党的政策方向完全两极，它们无法形成有效的反对党联盟。媒体几乎完全看不到对政府的批评，公共示威依然受到严厉限制。内安法令依然被用来逼迫反对者禁声，巫统的青年运动组织则对反对者进行人身攻击。
马哈迪的执政：
在马哈蒂尔长期担任总理期间（从1981年至2003年），马来西亚经历了巨大的经济成长。 由原先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为以制造业与工业为主的经济，特别在电脑与消费性电器产品。在这段期间，马来西亚的地理景观也因着多项大型计划而改变。包括国家石油公司的双峰塔（曾经是世界最高建筑物，目前仍是世界最高的双子星大楼）、吉隆坡国际机场、马来西亚南北高速公路、雪邦国际赛道、多媒体超级走廊、巴贡水坝以及布城：新的联邦行政首都。
同时，马哈蒂尔的执政方式被批评者指责趋向于专制，特别是在经历了1985年司法危机及1987年茅草行动之后。然而，另一边厢，马哈蒂尔政府在尝试将马来西亚打造成区域教育中心的同时，教育及语言政策趋向于宽松与开放，包括让英语成为许多公立及私立大专院校的教学语言，以及让华文教育组织建立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但是，执政晚期所推行中小学英文教数理政策及白小事件等则饱受母语教育推行者诟病。
在1990年代晚期，马来西亚受到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副总理安瓦尔去职所导致的政治不安所撼动。在1997年，由于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导致副总理安瓦尔遭到撤职与逮捕。在安瓦尔事件中，法庭中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特别被看作民主宪政受侵蚀的表现。安瓦尔的妻子万·阿齐扎组织了一个新政党人民公正党。在1999年的大选中，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回教党组成了一个替代阵线（后来的人民联盟）。其结果是回教党从巫统手中赢得许多马来议席，但许多华人选民反对这个与回教党的不正常结盟，使得民主行动党对马华公会失去了许多议席，甚至连民主行动党的领导人林吉祥也落选。万·阿齐扎赢得了安瓦尔原先在槟城的选区议席。但总的来说替代阵线的影响不大。
2003年，马来西亚在位最久的总理马哈迪医生宣布退休，由副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接任。
阿卜杜拉的执政:
马哈蒂尔于2003年退休，他的继承人阿卜杜拉·巴达维决定释放安瓦尔并允许他出国。这被看作是可能趋向自由的做法。在2004年马来西亚大选中阿卜杜拉领导的国民阵线大获全胜，几乎将回教党和人民公正党扫出议会，只有民主行动党赢回了它1999年失去的席位。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除阿卜杜拉的个人魅力外，还有马来西亚经济的强力恢复，这提升了许多马来西亚人的生活水平，几乎达到第一世界国家的标准，再加上反对党的反对达不到效果。
308政治海啸
2008年3月8日第十二届全国大选，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海啸。国阵失去了国会议席超过三分之二的压倒性多数，也失去了五个重要州属的执政权。而为了对抗以巫统为主的国阵政府，临时组成竞选联盟的三个主要反对党，却在强大的人心思变的浪潮中，取得超乎预料的胜利，被推上了替代国阵的地位。
大选结果公布以后，国阵这一“308”前貌似不可取代的执政联盟，一时几乎被震昏了。
面对空前的挫折，作为老大的巫统，起初蠢蠢欲动，企图反击，但是国内国外都已非30年前的513时期，各族人民吸取了教训，非常冷静面对大选的结果，致使它无机可乘。接着巫统内部各利益集团开始争吵，追究责任，寻找代罪羔羊，最终逼使阿卜杜拉下台，由纳吉布掌权，局面暂时得到缓解。而面对惨败的国阵成员党，一开始纷纷把长期被巫统霸权压制和欺凌的气愤宣泄出来，有些甚至动了出走的念头，离心思想严重，各个党内部各种矛盾和斗争也日益表面化。不过，最终在衡量得失对比之下，各成员党既得利益的领导层都觉得，抱紧巫统，才是眼前利益最有保障的选择。国阵这才暂时稳住了阵脚。
另一方面，从政策主张南辕北辙的竞选联盟发展，到临时凑合组织州政府和替代阵线，直至正式成立人民联盟，制定共同政纲，互相协调行动，建立各级联合机构，大选后，三个反对党蹒跚地走在一起，在磨合中逐渐把民联巩固起来。这期间，由于政策主张的差异，三党联盟互相间产生不少矛盾，但居于共同的命运，都一一被化解了。但是，由于民联各党差异巨大，中选议员良莠不齐，过后又没有及时做好补救工作，因此在巫统不断挑拨离间、威逼利诱之下，民联的州政府，各党之间，各党内部都不断出现动荡与争吵。霹雳州政权正是在国阵出动警察、法院、皇室，加上反贪会的威逼利诱之下，被粗暴地硬硬抢夺去了。在重金收买下，几个民联国会议员也被策反跳槽。
这政局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有几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一.民心思变更加强烈。民联大声呼号变革，国阵也不断重申国阵必须改革，国家必须改革。可以说，在当前，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巫统独霸超过半世纪，国阵（以前是联盟）统治50多年来实施的种族政治，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政策，在马来人特权的幌子下，造成的贪污腐败、专制滥权、巧取豪夺，已经把国家的发展大大滞后，使民族关系日益紧张。这一切倒行逆施是难于继续下去，各族人民也日益受不了了。
二.民联提出的改革，例如“人民主权”、“多元平等”、“反对贪污滥权”、“资助独中和民办学校”、“照顾穷人老人福利”、“恢复地方议会选举”、“反对内安法令”、主张新闻自由等等。虽然许多政策仍不够全面，改革也谈不上彻底，步伐也不令人满意，但在目前情况下，中央政府权力集中，警察、军队、公务员巫统牢牢控制，皇族成员与统治集团利益盘根错节，民联各党时刻面对各种陷阱和迫害，能够坚持不懈地反映民意，推进改革，也是难能可贵的。
三.必须正视一个事实：308政治海啸是长期积累的民怨总爆发的结果，它并不是人民有组织力量强大和在正确领导下进行斗争的成绩。民联的胜利，实际上只是反映人民对国阵太过失望和不满，并不是证明民联各党（回教党可能除外）组织健全，基层强大，政策主张得民心。这正是308海啸的致命弱点。可以说，没有强大群众基础的民间组织力量，没有正确的有经验的领导，要把社会改革运动不断推进，要把国家发展引向正确的快速发展轨道，几乎是不可能的。
纳吉布的执政
宏愿与省思
政府的目标是“2020宏愿”，让马来西亚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家。然而，这留下了未解的问题，究竟马来西亚会在何时且如何充分实现第一世界的政治体系（多党民主制、自由的媒体、独立的司法审判，并恢复公民与政治自由），以齐头赶上它的经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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