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一年前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里,美国犹他大学的亨利·C·哈彭丁(Henry C. Harpending)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约翰·霍克斯(John Hawks)以及他们的同事,对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参见《环球科学》2008年第8期封面故事《现代人身世之谜:DNA记录人类迁徙路线》) 。他们着重研究了270名研究对象的遗传标记,这些人来自于4个不同种族,分别是中国汉族人、日本人、非洲约鲁巴人(Yoruba)和北欧人。他们发现,至少有7%的人类基因在“短短”5,000年前还发生过进化。这些变化中的绝大部分都与人类对特定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的适应性有关。中国和非洲的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无法消化鲜牛奶,而在瑞典和丹麦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得到,这种能力大概就是由于人们对乳牛业的适应性而形成的。
美国哈佛大学的帕迪斯·C·萨贝提(Pardis C. Sabeti)及其同事进行了另一项研究,他们利用遗传变异的大量数据来寻找自然选择在人类基因组中留下的痕迹。基因组上有300多个区域都存在证据表明,最近出现的一些变化改善了人类生存和繁衍的能力。比如有些基因的改变让人类能够抵抗非洲最大的病魔——由病毒导致的拉沙热(Lassa fever);有些改变让一些非洲人增强了对疟疾等其他疾病的抵抗力;另外一些改变使亚洲人在皮肤色素沉着和毛囊发育方面发生了变化;还有一些改变让北欧人进化出了浅肤色与蓝眼睛。
比基因改造更难预测的,是我们对机器的操纵,或者说,是机器对我们的操纵。我们这一物种的终极进化目标,是不是“人机共生”或者“人机合成”呢?许多科幻作家都曾预言,未来人类将把机器人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或者把我们的思维上传到电脑。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已经十分依赖机器了。我们在制造越来越多的机器来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也令我们的生活与行为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适应机器的要求。随着机器变得越来越复杂,相互间的连接越来越紧密,我们将不得不反过来去适应它们。在1998年出版的《电脑生命天演论》(Darwin among the Machines)一书中,作者乔治·戴森(George Dyson)毫不掩饰地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人类为了让电脑网络变得更容易操作而做的每一件事,同时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令电脑网络更容易操控人类…… 达尔文式进化是生活中比比皆是的悖论之一,它或许无法跟上由它衍生出来的非达尔文式进化的脚步,最终沦为自身大获成功的牺牲品。”
尽管提到“进步”一词肯定会让已故的进化生物学家史蒂文·杰伊·古尔德(Steven Jay Gould)在他的坟墓里坐卧难安,但这样的观点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古尔德认为,包括古人类化石在内的所有化石都在告诉我们,进化带来的改变不是连续的,而是间断的,肯定不会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进步”。在进化过程中,生物体可以变小,也可以变大。不过进化确实至少显示出一个方向,那就是总朝着更复杂的方向进行。或许这将是未来人类进化的最后归宿:通过解剖学、生理学与行为学的某种结合变得更为复杂。如果我们继续适应环境(并且开始着手实施一些巧妙的行星改造工程),就没有任何遗传或进化理由能够阻止我们亲眼看到太阳死去的那一天。与衰老不同,灭绝似乎并没有通过遗传编码的方式,植根于每一个物种之中。